论列宁对农民自发势力认识的转变
【 作 者】薛汉伟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内容提要】1921年发生了两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春天发生的经济政治　危机；二是同年秋天商品交换计划的彻底失败。列宁对两次挫折的反思，涉及到两个深　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另一个是如何对待农民的“　自发势力”。列宁经历了一个从全力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到主张使自发势力的　体现者——中农感到经济上的活跃的转变过程。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开始了新经济政　策的制订由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关 键 词】列宁/自发势力/新经济政策
【 正 文】
　　邓小平十分赞赏列宁的经济政策，说他的“思路比较好”。其实，列宁不是没有犯过　片面化的错误，有的错误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任何一个人都很难避免片面化　的错误，在建设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令人奇怪的不是列宁有过片面化的错误，　而是能够比较快地从片面走向比较全面。之所以说比较快，是因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　23年春列宁失去工作能力，只有不到5年半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是战争时期；而从1921　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列宁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也只有两年的时间，其中相当长　的时间还有病在身。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列宁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并留下了至今对我们很　有启示的宝贵思想，其原因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十月革命前后的有关理论和实践说起。列宁最初设计　过渡时期的制度，遵循了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方法：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列　宁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事实和过程，以德国经验(包括德国的战时体制)为借鉴，　设计了经济落后的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与此同时，　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可是从事实出发提出的这个设想，既包含　着与新经济政策相通的成分，也包含着与战时共产主义相通的失误。
　　为什么运用正确的方法——从事实出发也还发生失误呢?一个根本原因是，人们观察到　的事实和认识这些事实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因此，即使从事实出发做出的制度设计也需　要由实践和经验来修正。列宁对这一点是有所认识的，他反复强调自己对如何过渡到社　会主义缺乏足够的知识。他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　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　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11页。)
　　正是由于认识到已有知识的局限，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列宁就提出了只能根据实践　和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他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　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注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　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66页。)不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就不会有新经　济政策。但是有了这一条却不一定就有新经济政策。“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和“今天　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这两个著名论断，是在1918年1月和7月提出的，当时从　实践和经验中得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仅仅是完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不久　，在1918年夏天国内战争爆发以后，又根据战时的经验设计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社会　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是有限的，而且人们认识这些事实　和经验时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就苏维埃俄国来说，一方面，人们往往从现实的制度中　去寻找哪些部分与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有类似的或有可能接近的地方，对这些东　西会产生特殊的偏好，并加以肯定；另一方面，人们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　又受到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俄国文化的影响。例如，根据战争时期的　经验提出的通过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可想像的，是　他坚决反对的“兵营式的共产主义”；但在当时的俄国文化氛围中，在严酷的战争环境　中，这样设想却是可能的。当事实、实践经验与原有的设想发生严重的冲突时，情况才　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二、“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
　　1921年发生了两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春天发生的经济政治　危机，暴露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也暴露了一部分工人的不满。正是这场经济和政治危机　，使列宁决定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放弃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开始走向新经济政策　。二是这年秋天商品交换计划的彻底失败表明，经过多年严加限制的农民“自发势力”　仍然顽强有力，稍有放开，就势不可挡。正是这次失败，使列宁认识到必须废弃“直接　过渡”的计划，把商业作为中心环节，从而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形成。面对这两个重大　事件，列宁没有批评不满的工人和农民，也没有痛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列宁思　考的是原因，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经济战略的哲学。这个思考涉及　到两个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利益问题，尤其是如何对待个人利益的问题，　另一个是如何对待自发发展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农民的“自发势力”。
　　前一个问题，列宁在思考后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概括：他承认了单靠热情和觉悟建设社　会主义的错误，得出了必须依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哲学结论。列宁说：“我们为热情　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　我们曾计划依靠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　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　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　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　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　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　导到共产主义。现实生活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69　—570页。)这里既谈到了革命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激发的热情的巨大作用(注：“　意识形态确实会改变人的行为。然而，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乌托邦社会有关意识形态的　大量计算表明，它作为一种初始力量在克服搭便车问题以及缔造革命领袖或诱发人们行　动方面是十分有力的，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它背离个人财富最大化的行为来源时　，它的作用会不断减弱，东欧近来发生的事件就表明了这一点。”(道格拉斯·c.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8页。))，又看到了它　的限度，从而阐述了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