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德国建国到1961年8月修建柏林墙，大约有270万人出于各种目的，通过各种方式离开**德国。导致大量居民出走的原因究竟何在？面对大量居民出走，**德国的态度和对策是什么？这些对策与**德国5、60年代的整个内政外交政策的关系又如何？这些问题颇值得研究者加以深入探索。1=,z:iv,b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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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于这个现象的研究寥寥无几。自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大量解密档案和运用解密档案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这些论著和档案披露了大量历史细节，解释了许多原有的疑问。特别是来自前**德国和前苏联党政外交机关的一些文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

    60－80年代对于**德国居民外流问题的研究

    在两德统一之前，**德国官方的观点是，外流的居民是受到了西方敌对势力引诱，或者被西柏林破坏分子所“贩卖”，才离开**德国的。当时主持修筑柏林墙的昂纳克在回忆录中所持的就是这种看法。这种观点也反映在**德国学者的研究中。60年代，出现了不少反映德国分裂的**德国文学作品，比如c·沃尔夫的《分裂的天空》（1963）。但是这些作品的基本取向也和官方的意见一致，歌颂人们在两大社会制度的对立中，毅然选择社会主义，舍弃了资本主义。

    苏联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正面研究很鲜见。在5、60年代苏联出版的几本世界现代史著作中，对于**德国建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有完整的正面叙述，对于居民外流，却只有寥寥数语。修筑柏林墙之后，苏联各报刊就发表了与**德国观点一致的社论。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这些社论所代表的意见，也就是苏联学界的基本判断了。当事人的回忆录或者避重就轻，或者忽略不谈。举例来说，葛罗米柯曾参加了多次**德国与苏联高层的会晤，但是这些在其回忆录《永志不忘》中基本没有反映。相对来说，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及其续集中对修筑柏林墙前后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但是其记述中有很多含糊的地方。5、60年代，中国政府一直支持**德国在自卫问题上的立场，中国方面在修筑柏林墙之后发表了支持**德国自卫措施的声明。长期以来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在学术上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点。

    **德国居民的大规模外流，早在50年代就引起了联邦德国官方的注意。当时联邦德国设有难民部，负责收容来自东欧的德裔移民，并向外公布统计数据。50年代中期，在东欧国家大量驱逐境内德意志族的风潮过后，大量来自**德国的移民引起了难民部的注意。1963年，联邦德国难民部公布，从1949年10月到1961年8月，共有269万公民逃离**德国。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数字是关于居民外流问题唯一确切的材料。

    7、80年代，国际局势整体趋于缓和，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交往频繁。大量研究柏林危机的专著开始出版。其中不少著作涉及到了相对比较微观的层面，以柏林墙危机为解剖的重点，利用公开的材料，对于**德国居民外流的一些细节，做了分析，如卡杜达尔的《肯尼迪与柏林墙危机》。另一方面，西方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撰写**德国史，这些著作有整体性的回顾，如施蒂勒的《**德国内幕》，也有撷取某一个侧面，如布鲁斯的《**德国内部的不满和反抗》，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德国内部的状况有一定参考价值。与此同时，**德国的“经济奇迹”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社会学学者对**德国的社会基本制度、人民生活水平和历史沿革作了介绍，不少还深入到研究的层次，利用社会学方法，对**德国社会做了量化分析，80年代，g·e·爱德华对这些调查数据加以整理，撰写了《**德国的社会和社会制度》一书，对**德国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一些来自**德国的同类型著作也在西方国家出版，如**德国官方研究机构发表的《**德国人民的生活·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方式》一书。

    归纳来说，60－80年代的这些官方观点和学术著作中，大致有以下几种基本意见和判断：一是外因说，这种观点首先肯定了**德国在5、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这样一来，为了解释居民外流这一反常现象，也就只能强调外部敌人的作用，把推动居民外流看作是帝国主义、西德军国主义复仇主义欲图推翻**德国阴谋的一部分，把出走的**德国居民视作社会主义觉悟不高，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毒害的一部分人。东方阵营的基本观点和学者的研究出发点一般是这样一套思路。

    与此对应的，西方的一些学者则主要关注**德国的内部原因。他们指出，5、60年代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基本上依循的是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德国领导人又推行了比较急进的路线，强制集体化、工业化和压制知识分子这些问题在**德国暴露得也就比较多。在出走的**德国居民中，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占了相当的比例。西方的这部分学者认为，正是这些内部压力，把大量的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推出了**德国。从而，居民外流就成了**德国的“减压阀”。

    80年代，随着社会学介入这个问题领域，出现了第三种意见，也即用统计数据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在这些数据之上，学者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结论，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领域的探索是有参考价值的。

    客观地说，60－80年代的研究，其实很难定性为专题研究。确切一点说，居民外流问题只是一个共同的问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会偶然地触及到一些共同问题，但未见得能从偶然地交叉中产生出进一步的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居民外流问题的研究就显得颇为零乱。研究触及了许多重要的问题，但都没有深入下去。首先，对于这些外流居民的定性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难民”一词又似乎不足以揭示推动居民外流的趋势性因素；其次，对于外流居民的数量、结构，也缺乏连续的系统的记录，仅凭联邦德国难民部的数据是不能说明深层问题的；第三，对于居民外流所造成的影响，由于缺乏上述的两种材料作为参照，难以深入揭示一些趋势性的问题，也就只能停顿在表面。

    应该说，在材料不足，许多细节含糊不清的客观条件下，现有的研究要再向前推进已经非常吃力，很难再有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入了。在80年代中后期，有关**德国的著作也日渐减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客观的局限很难打破，一再重复旧话题也毫无意义。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从表面看，材料披露不够，东西方学者缺乏交流是导致研究无法深入的重要原因。但是向深处追究，可以发现其中冷战的影响最为突出。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使得材料披露和研究不能正常进行。特别是属于东方阵营的国家，对于自身内部的一些问题和政策，更是三缄其口。消息的披露，材料的公布，往往服从宣传教育、对敌斗争的需要，材料的真实性存在不少疑问。两种对抗性意识形态的存在，极大程度上扭曲了人们对于特定问题的看法。东方阵营夸大了帝国主义的影响和作用，西方学者把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内外矛盾，其实都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在两大阵营彼此敌视的大环境下，学者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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