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价格体制运行的动力何在？也就是说，是什么因素使得价格体制能够调节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呢？

    市场机制的运行并不是自动的，它的动力既不来自上帝，也不来自菩萨，而是来自人本身，源自人的利己动机，或者说人的经济性。市场经济动力结构的实质性内容就是经济人。

    经济人的假定认为，市场上具体的人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也就是说，一方面，任何个人，不论他是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还是生产商品的生产者，他的行为动机都是自利的，也就是说他最关心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行为过程中，他又是理性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所能得到的有关他所处环境的信息，诸如商品的数量、质量、价格、供求状况等，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人可以分为两类，即理性的消费者和理性的生产者。理性的消费者知道自己的需求，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并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在有限的经济能力约束下，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

    理性的生产者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知道自己的投资能力，并可以通过理性的选择，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理性的消费者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理性的生产者追求投资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市场经济便获得了运行的动力。

    市场经济一旦运行起来，它就自动建立了一套奖惩的制度，从而促进经济人的经济积极性，同时又惩罚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

    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来看，如果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非理性的倾向，那么他必将因此而受到惩罚，其结果便是他的福利的非最大化。并且这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还可能给生产者以错误的需求信息，认为这种产品行情看好，可以扩大生产。如某一消费者在必须讨价还价的市场上未进行讨价还价便高价买下了本来可以低价买下来的东西，这时该消费者的福利就未得到最大化。市场上有大量的大白菜出售，由于供给量超过了市民的需求量，大量滞销，消费者出于好心，或者响应有关部门的号召，便不顾自己的需求，大量购进“爱国菜”，以缓解生产者的燃眉之急。生产者的一时之急得到了解救，但正确的需求信息却被好心的消费者扭曲了，于是生产者错误地认为，可以继续大量生产大白菜，反正消费者是好心的，“爱国的”，大白菜不愁卖不出去。于是，没有市场的大白菜继续大量生产出来，而市民们也必须好心下去，“爱国”下去。市民们的福利一直受损失，可用于其他有市场产品的宝贵资源也因此而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资源配置劣化的恶果。而这就是消费者好心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直接造成的。

    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在特定奖惩机制中好心办坏事的道理。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位游客在海边漫步，有几只海鸟在天上飞翔，海滩上有一只可爱的小乌龟探头探脑、就要破壳而出。海鸟见到后一个俯冲直袭幼龟。眼看可爱的小乌龟就要命丧九泉，葬身鹰腹，游客见义为勇，赶走海鸟，拯救了可怜的乌龟。但是，可怕的事情出现了，由于第一只乌龟出壳后安然无恙，其他乌龟便以为没有危险而纷纷出壳。被赶走的海鸟回来了，其他海鸟也纷纷赶来。游客赶之不及，幼龟避之不及，在大批海鸟的疯狂攻击之下，遭到灭顶之灾。游客的好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在这个故事中，游客的好意拯救行为尤如上面消费者的好意行为。这种好意行为如果是一次性的，那自然是道德的行为，值得提倡。但在多次重复的情况下，它只能促使好意接受者更依赖于好意，而一旦好意施予者无力承担施予好意行为引起的负担时，好意接受者便会惨遭厄运，甚至遭到灭顶之灾。市场机制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消费者的理性利己行为转变为理性利他的行为，它无需提倡高尚的道德，便可以得到甚至连高尚的道德行为都得不到的利他成果。人是道德的动物，但在市场中也是现实的利己动物。人们的道德行为到处可见，但在经济生活中现实的利己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市场机制以理性的利己行为为基础，显然是现实的经济制度。

    对消费者是如此，对生产者也是如此。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们的理性目的便是利润最大化。企业家们如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反而以乐善好施为目的，其结果必然不是因微利而难以扩大苦心经营的事业，就是因亏损而破产。在保证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企业家可以做一些乐善好施的表现性好事，如捐款办教育，集资修马路，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利于改善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形象。但这样做必须以有利于利润最大化为前提，并以力所能及为限度。企业、企业家的规范涵义便是赚钱办实业，发展经济，为社会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是如此，他们的角色使命也是如此。他们的实业越发展，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了好多万元户。他们富裕不忘乡亲情，捐款举办集体福利事业，帮助未富裕起来的穷乡亲尽快富起来。这是值得提倡的善事。但是，凡事总得有个限度。在有些地方，万元户为来自四面八方的募捐者所苦，有的甚至因为募捐而贴进了全部收入，而募捐者仍然络绎不绝。万元户的贡献不在于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捐出来办社会公益事业，而是继续当万元户，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好事只是一时的好处，而经济繁荣则是中国农村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根本之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涌现了一大批很有才干的企业家，他们辛勤创业，开创了很大的事业，也发了一笔财。像农村的万元户一样，他们周围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募捐者。有些募捐者满意而归，因为企业家认为这是应该做的，或者值得做的。有些募捐者碰壁而归，因为企业家认为不值得给，或者不该给。但有些碰壁者却不甘心，他们运用手头拥有的权力，强制企业交纳捐款，否则则给予某种不方便等等。企业家的角色是经济人的角色，而不是慈善家的角色。社会对他们的期望是发展经济，而不是办好慈善事业。把企业看成摇钱树，把企业家看成慈善家，这必然妨碍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的理性利己行为可以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变得有利于社会。这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妙用之一。其原因一是企业家的努力促进了社会的经济繁荣，二是在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下，企业家只有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才能更好地利己。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了解消费者的口味，为消费者提供善后服务，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方便在实际上却比一般的利他行为更普遍、更现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几乎不指望随时从他人的高尚牺牲中获得我们自己的福利和方便，但我们确能指望随时从他人的利己行为中获得我们的方便。市场经济鼓励理性地利己，惩罚不切实际的利他，并且以此为动力，自行运转。这便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构。如果有关方面以为企业家是摇钱树，可以想方设法甚至运用权力压制企业掏腰包，认为企业家不能唯利是图，这显然与市场经济规律逆道而行。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特定企业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特定的奖惩机制是经济人理性经济行为的保证，但市场经济要有充分的活力，还需要充分的竞争。就消费者而言，竞争主要在消费者自己身上发生。其主要表现就是不同需求对消费者有限收入的竞争。在这种内在的竞争压力之下，消费者在消费时，总是不得不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既考虑特定需求的迫切性和自己的收入约束，同时又考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在有限的收入范围内尽可能实现消费者均衡，即消费者本身福利最大化。在消费者之间也会有竞争发生，但是发生的条件是消费品市场是卖方市场，而且消费品是短缺的，价格是受政府管制的。在市场机制很完善的情况下，如果消费品的供给处于短缺状况，消费品的价格就会上升，生产者的利润就会提高，生产要素就会从其他部门流向该消费品，随着消费品供给的增长，价格就会下跌，一直到供求均衡，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为止。消费者内部各种需求的竞争、在短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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