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２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三十六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ｔｅａｍ　ｗｏｒｋ）。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①。瑞典的ｖｏｌｖｏ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１９８８年开始，将“装配线”（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ｌｉｎｅ）改造为“装配岛”（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ｓｌａｎｄ），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②。美国也不甘落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根据１９３５年通过的劳工法（ｗａｇｎｅｒ　ａｃｔ），“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③。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充分发扬“经济**”——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⑤，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⑥。”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⑦。”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⑨。